中国军队举办几内亚湾安全形势专题视频研讨会

⑥参见黑格尔《精神哲学》(杨祖陶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52节说明、黑格尔《宗教哲学讲演录》(《黑格尔著作集》第16卷，燕宏远、张国良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一部分宗教与国家的关系中的相关论述。

因此，农耕中国的分配正义回应的一定是东亚这片土地上困扰农耕者及其政治文化精英的一系列具体难题，而不是困扰爱琴海古希腊城邦的那些难题。但从理论论证来看，这一命题的意义在于：所以追求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和讲信修睦，不是或不全因为三者本身很好或用意很好，而在于三者会促成村落共同体内更合理、作者认为公正的分配，尤其是对老、幼、矜、寡、孤、独、废疾者、对女性等村落共同体中位于不利经济社会地位的人有利，甚至有利于成年男子充分就业和成家（壮有所用男有分）。

不仅想到了这两个共同体，作者更用一个故字想象了两个共同体之间的因果联系。贤能者会以身作则，讲信修睦也会有宣传效果，任何社会不可缺少，但如果连自己或家人基本生存都难以保证，就不大可能指望整个社会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有别于人们很容易本能察知因此更关注的个案公正：先由个人复仇后以司法应对的校正正义（corrective or rectificatory justice）或由交易应对的交换正义（commutative justice）。也还因为，全国五保绝对统一，其效果会是鞭打快牛，既会挫伤快牛的积极性，还会鼓励坐等靠要，不仅对经济发达地区的人民不利，对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人民也不利，最终则不利于整个中国这个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从早期农耕经济生产和管理上看，当土地供应充裕时，井田制很可能就是最有效率的土地分配。

每户100亩土地（不大可能更多），对那些不惜力的农家因此仍有边际性激励。又如明代徽州丝绢案：阴差阳错，徽州府6县每年8780匹丝绢多年来一直都由该府的一个县负担。农耕村落内部最多只有对入赘男子的歧视，但这种歧视并不延及其妻子和后代——姓氏界定了她/他们属于这个村落/家。

在此，分配正义还是为理解历代王朝的基本经济制度、政策和举措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还有一点，有别于欧洲早期的城邦或近代的民族国家，自西周之后中国一直是多元文明逐渐融合的疆域辽阔的大国，各地区自然地理条件差异很大，政治文化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这使得多元文明的融合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因为，从世界范围来看，甚至直到近现代，东西方社会的常规习俗往往是老人的自我遗弃。我认为，作者说的天下就是西周的农耕天下。

在古希腊，分配正义共同体是爱琴海的群岛及周边地区的众多独立城邦。虽有记录表明井田制下有土地被闲置，但也不至于闲置太多。

在这样的共同体中，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其实并非某些人付出，他人获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更多是理想，可用作拾遗补漏，但不可能是基本制度。也许作者认为那无需多言。因为，对于秦汉时期那个大政治共同体的构建而言，讲信修睦的意义，在我看来，实在没法与郡县制、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修长城等并列，也没法与削藩、举孝廉/秀才、创办太学、平准、均输以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并列。

若再进一步，假定司马迁笔下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大丈夫生当如斯甚至彼可取而代之等说法皆为真，反映了秦汉之际从贵族（项羽）、雇农（陈胜）、流氓（刘邦）到读书人（司马迁）对包括皇位在内的全部政治社会地位和身份之分配的一般理解：那么《礼运》篇作者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也隐含了与罗尔斯正义差异原则的另一相通，即分配给贤能者的优越政治社会地位，在逻辑上，对所有人开放，竞争获得。传统农耕中国一直没有分配正义的概念，没有与之完全对应的概念和系统学术话语。尽管国家和各级政府也制定了更多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以乡统筹的税费收入支持五保制度，但效果非常有限。有理论分析：政治共同体的前提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从现代眼光看，这些数字当然不精确，甚至就是欺上瞒下。但作者集中关注的是农耕社区中各种维度的弱者的福利分配，不止是老幼鳏寡孤独废疾者、女性和幼儿，甚至还有壮和男。

他的理由是，防止税收上的谷禄不平，防止暴君污吏的横征暴敛。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盗窃乱贼而不作，外户而不闭也有类似之处。

但井田制不只是公平，它还兼顾了其他有关经济组织的重要社会考量。这里有农业，但多山，粮食不足以自给自足，催生了城邦之间以及与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以及人员流动。据前人描述，西周实行井田制，900亩地为一囲，周边800亩由八户各耕种100亩，中央的100亩合作耕种并用作纳税。1978年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民收入大幅提高，生活普遍改善了。但几年试错和调整后，1962年最终确定，生产队是直接……组织集体福利事业的单位。这就使地方经济以及村落集体经济的发展水平对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福利有不小的影响，有时甚至是重要影响。

都追求以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替代西周的列土封疆，一定要将各自为政、相互征战的诸侯国合众为一，成为一个政治文化统一的共同体，才能为农人提供最重要最基本的公共福利：和平。第三个重要区别是，由于商贸，由于征服，由于定居点更大，城邦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人际关系趋于抽象，而农耕村落是按家族谱系的父子兄弟关系织就的共同体，成员之间有无法改变的血缘定位，形成在村落中的差序格局。

因为它的制度安排和理想太唯心主义了。即便人类需要应对的抽象问题高度类似，具体地域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条件也会催生不同的实践应对，形成独立的概念和话语体系。

只能大致定个方向，然后摸着石头过河。若真是天之道，即大自然的规律或自然法，老子就无需感叹：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其唯有道者。

许多自然村落都源自共同的祖先，村民间有某种血缘关系。六尺为步，步百为亩，邻里间可相互验证，确保每户人家分得同等数量土地，有效消除相互间的或对土地分配者的猜忌。尽管交通、通信和信息交流令今天人们的视野更开阔了，贸易、环境或气候问题也确实让各国确实感到利益交织，更有人把大爱无疆之类的情感修辞当真，但只要保持孔子的那份清醒、精准和犀利，就会发现地球村地球是平的等说法都只是些——说法，长期的努力和尝试也没能，乃至在未来很长时间内也没有指望，让世界成为一个有可能统一实践分配正义的共同体。一旦城邦有了这些特点，就更需要，也更适合，更具政治性治理。

因为只要兼爱达不到爱人如爱己的程度，而且还得人人都能做到，这一非攻理想，或兴天下大利，除天下之害的追求就不可能实现。但我觉得最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提到了足兵，法家的奖励军功，都隐含了分配正义中一个最重要的前提。

这不是挑刺，只是说，如果不了解村落共同体的实际情况，就太容易被理想遮蔽了那里真实的分配难题。作者在此放弃了春秋战国时更流行的举，用了选这个字，并且加了个与（任）能，意义就特别重大。

说这是分配会有点别扭，因为这并非对每个人的平均或随机的分配，即便人人渴求，也不是人人都能甚或有同等机会享用。即便古人憧憬的大同社会，那里的分配正义想象，也受着那个时代村落共同体和以农耕区为核心的历朝历代政治共同体的限制，也即家和国的限制。

进而，与作者随后提及的小康社会也没有真实的时代联系。我力求以道观之，尽量根据历史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语境中实际或可能出现的那些难题，来具体理解农耕中国分配正义的发生。在一个关系紧密的共同体内，成员之间更要求同等对待，更容易对差别对待心生猜忌。其次，要开发一系列技术手段，建立和完善一套可靠的筛选制度，无论是推举、察举还是科举，来保证筛选出来的人总体上聪明能干，是政治文化精英。

第二，我会特别关注历史中国的特点。但也不能苛求《礼运》篇作者。

这会涉及所有制，天下为公。甚至对耕牛也有限授田。

如何以尽可能客观务实的标准，可靠地从全国各地选拔政治文化精英。在展开之前，我还想说两点。